1977年邓小平怎样决策恢复高考

　出人意料的是，就在邓小平复出工作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科教座谈会上，恢复高考的方案被提前实施了。1977年8月5日的座谈会上，多位专家发言，要求立即改进大学招生办法。

这是1979年7月，邓小平登临黄山，为杭州大学学生签名留念。

　　本文摘自《邓小平手迹故事》作者：孙东升 蒋永清，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决策恢复高考

　　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华主席、叶副主席、先念、东兴、登奎、吴德、秋里、谷牧同志核示。

　　邓小平　　　

　　八月十八日　　

　　国锋、剑英、先念、东兴同志：

　　我约刘西尧、方毅等同志谈了一下，等他们写好教育问题汇报提纲后，拟提请政治局讨论一次。

　　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如何才能避免大的波动，办法正在研究，方案拟定后，拟先送请批准。此件连同中小学教学计划草案，送请你们看看，供作考虑之用。

　　邓小平　　

　　九月六日　　

　　华主席：

　　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如何，请酌定。

　　邓小平　　

　　十月三日　　

　　这是1977年8月18日、9月6日、10月3日邓小平为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分别作的三件批示。

　　恢复高考的决策，是 1977 年 8 月 6 日邓小平在他主持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根据教育、科技工作者的建议确定的。恢复高考的决策在实施过程中阻力重重，每个关键问题、每到关键时刻，都是邓小平亲自过问、作出批示、推动向前的。

　　1977年恢复高考，这是一个提前出台的国家决策。

　　1966年“文革”开始后，高考制度就被废止了。“文革”后，人才匮乏成为我们实现现代化的最大制约，邓小平自告奋勇管科教，复出前夕就多次找人谈话，对于大学招生，已经有了一些比较成熟的思考。他说，高等学校招生要恢复文化考试制度。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不能 “走后门”。邓小平当时的考虑是，1977 年用一年的时间作准备，1978 年正式恢复高考。

　　出人意料的是，就在邓小平复出工作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科教座谈会上，恢复高考的方案被提前实施了。1977年8月5日的座谈会上，多位专家发言，要求立即改进大学招生办法。当时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刚结束，已经形成了 1977 年高校招生方案，“基本上还按原来的办法”，专家们发言的前一天，教育部的报告已经送达国务院。邓小平原来也是同意这个方案的，因为他原计划是用1977年一年的时间来筹备恢复高考。但是座谈会上，几位专家强烈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也不要招收不合格的学生进入大学。

　　专家们的意见震动并激励了邓小平。他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推迟半年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听了，当场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今年就开始改，不要等了。

　　一个重大决策就这样出台了。

　　邓小平为恢复高考亲自制定具体政策，冲破思想束缚。

　　当时，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教育部很快报送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决定将高等学校和中专推迟到第四季度招生，录取新生次年2月底前入学，推迟三个月。8月 18 日，邓小平将这份报告批送党中央主席、副主席，指出：“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当天，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均圈阅同意。

　　自 8 月 13 日起，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1977 年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但是恢复高考是在 “文革”刚刚结束的背景下作出的决策，事关社会走向，其中的许多政策问题，牵一发而动全局，极其敏感、复杂，事关广大知识青年的出路、前途和命运。邓小平从尽快培养人才的大局出发，关心和爱护知识青年，亲自过问，拍板作出了许多重大政策，果断地纠正了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推动恢复高考的决策一步步走向实现，改变了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

　　1977 年恢复高考，其中一条是将知青纳入招生范围。“文革”十年间积压了上千万的知识青年，他们能否参加高考？他们的录取应当占多大比例？这是个政策问题。9 月 6 日，刘西尧向邓小平提交的一份书面报告中提到城乡知识青年的招考问题。第二天，邓小平就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说：“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 （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同时，将刘西尧的报告转给中央参考，这样广大知青才得到了宝贵的上大学的机会，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此外，邓小平还指示要放宽招生的年龄、婚姻限制。根据邓小平的意见，1977 年招生办法将十年积压的广大社会知识青年纳入招生范围，年龄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

　　对社会知识青年考大学的政策，邓小平考虑得十分周到。他专门将拟定的招生办法“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中“单位同意”一条去掉。他说：“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一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我取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 所以，后来确定的招生方针中就取消了“单位同意”这一条。

　　“文革”期间，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审查曾经断送了很多人的读书道路。受“文革”影响，教育部在最初起草的招生文件中对录取的政治条件罗列了很多条条框框。邓小平对此十分不满，说：“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他大段地删改了繁琐的政审条件，对教育部负责人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明确指出：“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因此几乎所有青年都获得了平等竞争的机会。政审条件的改变，也迅速波及征兵、招工、提干等各个方面，为帮助全党、全社会解放思想，纠正 “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摒弃 “以阶级斗争为纲”，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期间，正值党的十一大召开，当时“两个凡是”思想还有较大市场，废除高考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不是公开与现行政策唱反调吗？因此，招生会议迟迟没有讨论出结果，一拖再拖，恢复高考眼看又是前途暗淡。关键时刻，邓小平勇敢破冰，推动恢复高考决策落实。9 月 19 日，他召集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批评教育部胆子小，怕又跟着他犯错误。他严肃地说：“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辞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他明确指示：“招生会议要尽快结束。招生文件继续修改，尽可能简化，早点搞出来。”

　　邓小平的“9•19”谈话口气十分严厉，他甚至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这样掷地有声的谈话，很快扭转了乾坤。9月25日，招生工作会议正式结束，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定稿。10 月 3 日，邓小平将教育部《〈关于 1977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 1977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两个文件批送中央主席华国锋，写道：“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华国锋旋即批示，将上述文件印送中央政治局各同志。

10月 5 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文件和 《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10 月12 日，国务院批转了 《关于 1977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 1977 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至此，恢复高考的决策尘埃落定。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报道，正式公布了恢复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经邓小平审阅修改的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号召全党、全国人民把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次招生工作搞好。

　　1977年高考从11月28日开始到12月25日结束，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570万考生涌向考场，最后录取了新生27.3万人。这批人后来成为改革开放各个领域的骨干，如今已成为社会的中坚。邓小平的决策，改变了一代年轻人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是全面拨乱反正、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一个突破口，更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高素质人才，这批人为中国社会的前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历史和人民将会永远铭记邓小平在历史转折关头所作出的伟大贡献。